当“李鬼”穿上“李逵”的衣服沿街叫卖，将是怎样的下场？
2017年，郎酒公司职工在参加武汉糖酒时，偶然遇到了与己方公司销售的白酒产品相似的“玉郎福”酒。“于是郎酒厂公司一纸诉状，以玉郎福酒业有限公司商标侵权为由，将其公司和生产厂家一并告上了汉江区法院。最终，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因酒的外包装与“郎酒”基本一致，构成商标侵权，因此判赔10万元，并停止使用侵权商标。
这场“糖酒会‘李逵’遇‘李鬼’的戏剧”，在法律结果上以“李逵”胜出而告终，但从品牌的角度而言，真正的赢家怕是笑不起来的。
作为全国知名白酒品牌，郎酒产自川黔交界的赤水河畔，已经有1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，属于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，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文化积淀。新世纪以来，郎酒花费重金深耕央视平台，通过赞助春晚等形式，着力打造品牌形象。在中外多次品牌价值评价中，郎酒品牌价值均超过百亿。
可以看到，郎酒品牌价值的背后，是数年积淀才有这如此成就。然而造假者付出的代价，仅仅被判赔偿10万元，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愤怒。
愤怒之余，一个问题也引发了我们的思索：改革开放40年后，经济发展水平与百姓消费能力取得巨大提升之后，假冒伪劣这一社会毒瘤为何依然屡禁不止？
首先，也是其宏观背景，是我国依然是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。
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，取得了一日千里的发展，但受到历史、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约，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平衡，信息、技术、资金等资源差异仍然巨大，消费者的知识文化、消费能力以及消费心理也不尽相同。在北上广很难骗得了人的假冒伪劣，在地方、乡村尤其是西部地区，却有着肥厚的生存土壤。虽然品质低下，但假冒伪劣低价格、仿大牌的特点，在利用消费者粗心大意、未详细辨别的同时，也满足了很多人“要品牌+低支出”的心理需求。
简言之，有需求就会有供给。不进行换位思考，拿一线城市的标准和角度，是无法理解假冒伪劣的源头何在的。
除此之外，违法成本小、执法力度弱，也是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。
无论何种年代，想要完全依靠个人道德意识去取得某种治理效果，都是不可能的。这也是法律出现的原因与价值。制假案件屡犯屡查，但处罚力度明显与其获得的利润相差甚远，远远达不到震慑涉案者的作用。以郎酒案为例，仅仅10万的处罚，某种程度上是在鼓励、怂恿违法者继续肆意妄为。
李克强总理在3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：“对那些造成严重食品安全事件后果的企业责任人，要从重处罚，罚到他们倾家荡产！”；今年两会期间，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均建议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打击力度，让制假直接入刑；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表示，依法全部销毁查处的假冒伪劣产品，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，使制假者倾家荡产。
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监管部门不仅要加强市场监管，也要完善法律制度。比如将企业信息纳入社会信用制度系统，建立“失信企业黑名单”，加大失信处罚力度，对制造、销售并造成危害的厂商，限制其生产、取消其经营权利等行之有效的处罚方式，将企业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态度从铤而走险转变为“不敢做”、“不愿做”、“不会做”。
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社会的快速进步，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正在逐渐缩小，行之有效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也将愈加完善。相信假冒伪劣的末路狂奔，必不久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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